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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地上的母亲

3/26/2019 10:26:17 PM 人评论

周末的晚上,妻在厨房做饭,我在整理一周的报纸杂志,突然电话铃响了。是父亲,隔着一千里大山的距离,用老家村委会的公用电话打的。我们村就那么一部电话呵。父亲劈头就问我:“穆木,你妈给你打电话没有?”听得我一头雾水。父亲和母亲不都在老家吗?怎么会母亲给我打电…

周末的晚上,妻在厨房做饭,我在整理一周的报纸杂志,突然电话铃响了。是父亲,隔着一千里大山的距离,用老家村委会的公用电话打的。我们村就那么一部电话呵。父亲劈头就问我:“穆木,你妈给你打电话没有?”听得我一头雾水。父亲和母亲不都在老家吗?怎么会母亲给我打电话,而父亲不知道的呢?忙问怎么回事。

父亲说:“你妈打工去了,在城里一家建筑工地上。”

我一下子愣住了。

春节回家时,母亲曾提说起这事。她说过年后,趁地里“活路”不紧时,准备出去打一段时间工,挣点儿油盐钱。当时我就竭力反对,并以她年纪大了,在外我们不放心,而且父亲有病在身,小外孙女也需要照顾等理由劝她。

母亲一向很听从我的意见,见我这样说,便没再作声。当时我还以为母亲不过随口提提而已,也便没再多说。没想到,母亲终究还是去了。

停了半晌,在电话那端,父亲又嗫嚅着问我有没有办法寄点儿钱回去。他说,他的病又犯了,母亲不在,家里一时找不出买药的钱。父亲的声音,显得很犹豫。说时,伴随着一阵令人心紧的咳喘。见我没做声,他停了停又说:“娃哩,我知道你们手头也紧,但实在……”

听着父亲瑟缩的话音,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莫名的凄惶。没等父亲说完,我忙表示立刻寄钱,又叮嘱几句“注意身体”之类,便挂了电话。

父亲的支气管炎,是老毛病,久拖未治,导致肺气肿;每年冬春时节,最难将息。去年冬天,曾一度加重,差点儿出危险。父亲一直硬撑着,直到实在没办法了,才电话告诉我。学校工作紧,我也只是寄了点儿钱。后来听说好多了,才略略宽了心。春节回家临走时,又特意多留了些钱,让父亲坚持服药。没想到,现在又犯了。

给父亲寄了钱回来,仍想着打工的母亲。我忍禁不住一阵心酸。

结婚没几年,父亲就为病魔所困,身体虚弱,气喘气紧,不能干活。母亲便以她那单薄、孱弱的身子,撑起了我们那摇摇晃晃,仿佛风都吹得倒的家——在农村,一个家庭要靠女人来“支门立户”,那该是多么艰难啊。

从我记事起,母亲就没一天不是辛苦地早出晚归、奔波操劳。那还是大集体时候,父亲因身体原因,便学习了理发、补鞋的手艺,以生产队的名义(单干是不行的,那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被割的对象),走村串户去挣钱。似乎是“承包”,有定额的。父亲挣了钱后交给队里,再由队里核算工分、口粮、超支、现金,诸如此类,我闹不清楚。但我知道,父亲那时,常常是挣不够工分的。

母亲只好更忙、更累了。除缝连补浆,生火做饭,洗锅刷碗,养鸡喂猪外,还得风来雨往地在队里抢挣工分。母亲那时年轻,手脚利索,也颇有力气。上坡下田,肩挑背扛,耕犁打耙,样样都拿得出手。那时队里男工,一天能挣十分,女工,不过七八分,唯独一个九分,就是我那矮小、单薄的母亲的。虽是如此,我家仍是年年“超支”,粮食不够吃。

像绝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,母亲将自己一生大半的精力和心血,都花在“盘儿盘女”上了。小时候,常听母亲跟人念叨“有儿穷不久,无儿久久穷”之类的老话;成年后,我曾不止一次听别人问及母亲,你一辈子风风火火、忙忙碌碌的,总该存下不少钱了吧。每当此时,母亲总是朗声说道,钱倒是没存下个啥,但我供养出了五个儿女,还有一个是大学生,当了作家,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存款!

现在想来,我不知是该为母亲感到骄傲、自豪,还是悲哀、无奈。

刚参加工作那几年,每次回家,都听村人对父母说,现在儿大女成人了,大娃又吃上了“商品粮”,你们两个老太爷、老太婆,也该享点儿“清福”了。可是,除开逢年过节和父母的生日,寄一点儿钱回去外,我并没能让母亲享受到多少“福分”。甚至有好几回,为节约一点可怜的路费,春节时我连老家也没能回,而让父亲和母亲在万家团聚的日子里,冰锅冷灶地在乡下过年。

前年春节回家时,与父母闲谈,无意间说到我想调动一下工作,可能要花不少钱,母亲当即起身,翻箱倒柜,找出家中仅有的900元钱递给我,说:“少是少了点,多少总能做点儿事吧。”

我知道那些钱“攒”得多不容易。那是母亲从牙缝里,一点儿一点儿抠出来的,是母亲从油盐酱醋里,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省下来的。母亲一直患有胆囊炎和胆道蛔虫病,每隔几年就发作一次。每次发作,都痛得大汗淋漓,在床上撕被子、摔枕头地直打滚儿。可她一直拖着、忍着,再怎么也不肯去医院治疗。“没得啥子,不痛就算了。”母亲淡然地说,“再说,去一趟医院,那得花多少钱啊!”——母亲的钱,我怎么忍心伸手接?

见我不肯接,母亲又说:“老大咧,我晓得,你现在也难,毕竟成家了。以后没啥事,就不用再给我们寄钱了。”

我依然推辞着,母亲又说:“我和你爸,能过就行了。再说,我们还能有多少日子?娃哩,你的路还长,调动工作要紧……”

说时,母亲那双略有些浑浊、老花的眼,一直望着我,望得我眼睛直红、直痛。

接到父亲的电话后,想着母亲,我怎么也放心不下。刚好单位要到市里办事,我便假公济私地讨来差使,到了市里。

在父亲说的那个工地上见到母亲时,她正躬着身子,推着一小车水泥浆,在坎坷不平的建筑工地上,吃力前行。

几个月不见,母亲似乎又老了一截,又瘦了一圈。那被泥汗濡湿的头发,粘成一绺一绺的,在料峭的春风中,微微抖动着,禁不住寒冷似的。

我含着泪轻轻叫了一声妈,赶忙跑过去帮着推起车子。

母亲一下子怔住了:“老大,你……你怎么来这儿了?”母亲瑟缩的神情,有些激动,又有些惶乱无措,仿佛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。

“妈,你不是答应不出门的吗?”我低头推着车子,闷闷地问道。我不敢抬头看母亲。我怕她看见我脸上悲哀而无奈的泪水。

“我……”母亲看了我一眼,也低下头去,顿了一顿,才说,“地里活忙过了,反正没啥事,闲着也是闲着。”母亲嗫嚅着说,仿佛真是做错了什么事:“再说,一天下来,除开伙食,好歹还有八九块钱……”

八九块钱!母亲这样整天在工地上忙着,累着,奔波着,而其劳动所值,竟然只是八九块钱!我几乎要愤怒地叫出声来了!然而,一块断砖卡住了车轮,也似乎卡住了我的心。好半晌,我才缓过气来。望着母亲那被微微的汗和泥洇湿的脸,平静地说:“今天做了,我们就回家好吗?爸一人在家,谁都放不下心……”

母亲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装满水泥浆的小车,点了点头。“我也正这么想。”母亲说,“那几亩地的麦子和油菜,也该浇水施肥了。”

母亲说这话时,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野。那里,一小片油菜花模糊地开着,在灰冷的春日天空下,显得有些暗淡、憔悴,像一块褪色的布。

我知道,母亲最挂念的,其实还是那几亩土地。虽然那土地上的出产,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少实际的价值,但毕竟,那是她卑微生命的依托和慰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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