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有多少个母亲，就有多少个爱的化身；世界上有多少个母亲，就有多少个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。
辛劳与苦难，我们的母亲都一一经历，但是她们不仅没有被生活压倒，而且还把我们抚养成人。
所有的母亲都很坚强，尤其是农村的母亲，她们承担着更重的生活压力，付出了更辛勤的劳作，她们是用生命抚育着儿女。在她们身上，更加真切地体现出母亲无私奉献的精神内质。
在母亲节来临之际，本版讲述了两位农村母亲的故事。也许今天农村母亲们的经济条件已经改善，但母亲们的坚强与坚韧依然如旧。这个母亲节，无论你身在何方，都请你给你的母亲带去一声真切的呼唤：妈妈，我爱你！
母亲一生从未停止过劳动.
贫穷不能阻挡母亲送我们上学的决心
我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，这里四面环山，相当闭塞，土壤多为沙石，只有红脸膛的地瓜能在这里扎根，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存。母亲一共有4个孩子，我在家中排行最大，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
上世纪70年代的艰苦环境，面朝黄土背朝天、土里刨食的庄户人家，我们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。但母亲并没有听邻家大叔那句“穷读书、富放猪”的“致富经”，先后把我们兄妹送进了学校。
为此，母亲付出的是沉重的代价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，辛辛苦苦采一天的石头，才能卖5角钱；母亲则像男劳力一样在田野里劳动。繁重的劳作使母亲每到下雨阴天便腰酸腿疼。但母亲依然咬紧牙关，坚决不让我们辍学。那年月，对农村孩子来说，考上大、中专是跳出农门唯一的出路。为了改变命运，我和弟弟妹妹顺从了母亲的安排，踏上了这条拥挤的独木桥。
我的学费让母亲差一点搭上了命
13岁那年，我考入县城一中。读书那几年，是我学生时代最艰苦的时光。由于家里穷，我一日三餐全靠母亲送来的瓜干煎饼和咸菜充饥；因为缺营养，我脸色苍白，没有一丝血色，指甲凹得能盛水。
高考那年夏天，母亲送来的煎饼太潮湿，隔天便长出了绿毛，眼看一星期的口粮断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把煎饼撕碎泡在茶缸里，滤去那层霉味充饥。坚持了一两天，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地疼痛，住进了医院。由于大病一场，这一年，我以5分之差落榜。
从县城看完榜回村，我害怕看到母亲那失望的眼神，在外面一直徘徊到下午才回家。母亲正用菜刀在盆里剁地瓜皮子，见我回来了，忐忑不安地问我：“山子呀，考上了没有？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“别泄气，考不上再等一年。”接着，母亲便又“嚓嚓”地剁起了地瓜皮子。“——唉哟！”忽然传来了母亲的一声呻吟，我抬头一看，母亲正用右手使劲地捂住翻地瓜皮子的左手，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流了下来，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。那一刀剁在母亲的手上，也剁在我的心上……
第二年，我侥幸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。这对于我们家来说，是个巨大的喜讯！在当时，考上中专，就等于吃上“皇粮”，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干部了。可债台高筑的母亲，却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来。在众乡亲的帮助下，勉强凑齐了70多元钱，可离300多元的学杂费还相差太远。
一天晚上，母亲说去姑姑家借钱。可直到半夜十二点，还没见母亲回来。父亲和我急了，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。就在我和爹爹准备去找母亲的时候，只见母亲头发凌乱、踉踉跄跄地回来了，额头上、手上都是血。爹爹和我急忙把母亲扶到床沿上坐下。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路上遇着了拦路贼，没搜着钱，打了我一棍子就走了。”说着，母亲脱掉鞋子，颤抖着手从里面拿出一沓钱对我说：“孩子，这是娘为你借来的钱，欠人家的债比人家矮半截，你毕业后一定要尽快还人家呀！”望着母亲差一点搭上命借来的钱，我的泪水一串串落了下来。
妹妹的学费让母亲九死一生
1991年，我终于毕业了，可由于没有任何关系和背景，被分到一家很不景气的工厂，常常不发工资。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，我又怎能顾及乡下的弟弟、妹妹呢？此时，家庭的负担已使父母越来越力不从心了。
在年底一次家庭会上，父亲对妹妹甩出了一句话：“兰子，过年后就不用去上学了，家中实在没办法了。”
“我不同意。”母亲“霍”地站起来：“我就是去要饭，也要供兰子上学。”
“你有什么本事能供她上学？”父亲冲着母亲吼道。母亲也毫不妥协，最后，两人竟厮打成一片。这是我第一次见父母打架，父亲的脸被母亲抓破了，母亲的鼻子也被父亲打出了血，妹妹哭了，她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地哀求：“爹爹，让我念书吧，俺每天都不吃早上饭和中午饭了，省下钱来上学行吗？”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
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父亲也哭了：“兰子，不是爹不疼你，是你今生投错了胎呀！”母亲像傻了似的，怔怔地望着墙壁。我想，母亲肯定是无法排解第一次遭父亲打的委屈。
第二天凌晨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大约三点多钟，被噩梦吓醒的父亲，突然发现床上没有了母亲，匆忙披上衣服提着灯笼到院子里找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发现昏迷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院子东侧的老榆树下，脖子上套着绳索，在绳索的另一端，是一根胳膊粗断裂的榆树枝。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胸口，发现心还在跳动。突然断枝的老榆树救了母亲一命。
1995年8月，辍学三年打工的妹妹靠自学考入了泰安贸易学校委培班。本是件喜事，但高达7000元的学杂费却把全家人推进了绝望的深渊。妹妹跪着央求母亲：“娘，您再给我借借吧，我毕业后找个有钱的婆家要7000元彩礼还账行吗？”那一晚，母亲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。
次日，母亲让我用独轮车推着她，妹妹在前头拉着，去亲戚家借钱。可转到天黑，走了20多家，也没借到一个子儿。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阴沉。
回家后，因一天的劳累，我早早地睡了。半夜，弟弟忽然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哥……哥，娘，娘……出事了。”
我脑袋“嗡”地一声，匆忙和弟弟来到母亲的房间。只见母亲斜躺在床上，口吐白沫，脸色发青，已不省人事。旁边，放着一个带剧毒符号的农药瓶。妹妹吓得浑身打哆嗦，摇着母亲的腿，哭着说：“娘，你别吓我呀，我再也不上学了。”父亲老泪纵横。我和弟弟急忙冒雨将母亲送到乡医院。
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，终于脱离了危险，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无能呀，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学，可我的孩子考上学却没钱上！”
母亲对儿女们这份亲情感动了亲戚们，做生意的舅舅第一个送来了2000元钱。以后，又陆续收到其他亲戚送来的钱，就在妹妹去学校报到的头一天，终于凑齐了所需的学杂费。
妹妹启程那天，跪在母亲面前磕了三个响头，泪如泉涌，泣不成声。
为了母亲的嘱托
生活的坎坷艰难，并没有使我们痛苦消沉下去，反而激起了我们顽强拼搏的斗志。
2003年10月，我通过选拔，调入上级纪委效能投诉中心工作。母亲专门从200多里路的老家赶到城里，反复嘱咐我别忘了自己的农民出身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别给她丢了脸。这些年来，我时刻牢记自己母亲的教诲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唯恐工作有任何闪失而损害了单位的形象，更害怕因此辜负了母亲。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作为没有任何背景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儿女，因为我们的起点太低，也许今生难有更大作为。对此，我仅希望和弟弟妹妹携起手来，勤勤恳恳地工作，堂堂正正地做人，在尽心尽力照料好母亲的同时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多为国家和人民做点有益的事，因为我们深信，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，而去奢谈爱党爱国爱人民，那肯定是谎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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